李强与马斯克往事

　　就在1个月前，他的母亲来到中国，晒出了一张特斯拉汽车等交通灯的照片，问了马斯克这样一个问题：

　　10年前，特斯拉累计只生产了约3000辆汽车；10年后的2022年，这一数字已突破300万辆，中国是特斯拉全球最大生产中心和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

　　他到访中南海，开门见山地提出了特斯拉想要在华发展的建议，包括让特斯拉的充电桩进入中国，给予特斯拉不同于燃油车的关税。

　　当年4月，工信部发布了《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宣布将放宽外资汽车厂商在华运营生产合作企业时的出资限制。

　　一周后，焦头烂额的马斯克火速来到中国，他寄希望于中国市场，能让特斯拉“起死回生”，摆脱产能危机。

　　2019年，马斯克的超级工厂在上海落地，创下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的世界级纪录，“上海速度”令世界侧目。

　　李强1959年出生于浙江，在他47年的工作生涯中，在改革开放一线做过县委书记、地市级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和直辖市市委书记，低调直率又务实。

　　马斯克1971年出生于南非的中产家庭，敢把全部财产投身实业，自杀般地创立特斯拉、SpaceX、Starlink等高科技企业，被称为硅谷钢铁侠。

　　一个低调务实，一个天马行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跨越时空的会面，就为了一件事：特斯拉超级工厂在沪落地。

　　这一年，上海确定了今后五年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中，多次提及了世界影响力、全球城市，总结为一个关键词，就是开放。

　　特斯拉内外交困。花费数十亿美元的自动化工厂几乎不能运作，特斯拉深陷产能地狱，Model 3多次推迟交付。对内，两年内共有36位副总裁级别以上的高管离职；外界开始看空特斯拉，大量预订者要求退款，12亿美元债务即将到期。

　　重压之下，马斯克曾亲口承认，特斯拉的现金流只能撑一个月，他甚至动起了把特斯拉折价卖给库克的心思。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对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这个“额外”费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

　　两个月后的7月11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两则新闻：其一，特斯拉首个海外超级工厂落户上海；其二，上海公布扩大开放行动方案100条。

　　马斯克的特斯拉落户上海，值得注意的是，它是首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目。这是一个新的风向标，以此为起点，中国逐步解除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

　　2019年1月7日下午，上海超级工厂开工建设，这是李强与马斯克第二次会面，从签约到开工，这座超级工厂只用了半年时间，速度惊人。

　　李强说，我们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也始终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赢发展。半年后，双方在2019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见面，马斯克惊叹上海超级工厂项目超乎想象的审批和建设速度。

　　短短1年间，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在一片荒芜中拔地而起，成为一座每周可产3000辆Model 3的超级工厂。

　　只要有人来参观，公司讲解员第一站总是领他们去看入口处的一张海报，还特别强调一句：“从工厂奠基到第一辆车交付，仅用时11个月。”

　　绝处逢生的马斯克，在交付现场兴奋地跳起了“脱衣舞”。在当年底的股东大会上，他忍不住再次感叹：

　　在北京，他解锁了簋街涮羊肉、西四包子；在上海，他又解锁了城隍庙的小笼包和街头的煎饼果子。5月30日，落地北京后，马斯克当天的晚宴还吃了炸酱面。

　　所谓营商环境，是指做生意的容易程度，营商环境的好与坏，直接影响投资者投资兴业的热情和地区经济的发展。

　　李强初到上海不久，就在大大小小的场合强调各级官员要“主动亲近企业”，并提出各级政府要“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令沪上舆论感到耳目一新。

　　履新的1个月内，他密集调研了浦东、徐汇、松江、杨浦、嘉定等区，每到一处，他都会提出两大灵魂拷问：一是企业怎么发展，二是政府如何作为。

　　任职浙江省长时，他手抓的第一件事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任职江苏省委书记时，他将“不见面审批（服务）”作为放管服改革的重中之重，政府要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李强曾率领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去安徽等地考察，专程前往江苏的政务服务中心“取经”。两个月后，他马不停蹄地召开了一场“超规格会议”，目的只有一个：优化营商环境。这是李强履新后，以上海市委、市政府名义召开的第一个专题推进会。

　　在那场会议上，上海真正放了大招，出台的行动方案中，有30项改革任务，力度不可谓不空前，其中一网通办是杀手锏，上海要跑通所有数据，让企业少跑腿。

　　与超级大的经济体量不同，上海放低姿态，换来企业活力，用公务员的“辛苦指数”，换来企业的“发展指数”。

　　来到上海8个月，李强思虑最多的是上海的未来，在上海展览中心的2楼会议室内，他提出了着名的“上海之问”：

　　李强曾表示，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其使命不只体现在自身发展的水平上，更重要的是服务全国大局，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竞争。

　　在履新之初，长三角一体化就已经进入李强的施政视野。他赴与江浙接壤的上海郊区松江、嘉定等地调研时，就要求当地更好发挥区位优势，在长三角协同发展上要有新作为。

　　一体化不是空谈，李强的施政方针是在“一”字做文章。比如成立了一个机构、编制了一个计划、开好了一个会议、推进了一批项目。

　　上海市决咨委首次换届时，有个明显的新特点，决咨委委员不再局限于上海、北京，这一次，聘任的视野首次投向了长三角，比如浙江省政府研究室原主任沉建明就是首次获聘。

　　2017年，特斯拉超级工厂落户上海临港。进入特斯拉供应链的，首先是“宁波帮”：提供汽车电子的，是宁波华翔；提供传感器的，是宁波均胜……而给特斯拉提供电池的，是宁德时代和LG化学在溧阳、南京的新建工厂。

　　据此前的统计，全球汽车零部件Top10中，9家的中国总部都在上海，上海汽车光零部件产值有8000亿。

　　就拿汽车行业紧缺的芯片来说，上海是供应主力，芯片产业规模占全国1/4、集聚超过700家行业重点企业。

　　李强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重视民营企业，力推新能源产业。马斯克是个狂热的新能源信徒，宣称要改变世界。

　　汉代王符在《潜夫论·叙录》中曾说，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意思是说，君子要求真务实，不要夸夸其谈。

　　李强和马斯克，一个是政府高层，一个是企业家，但他们有着同一个身份——实干家，身上有着共同的特质就是务实。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上海主政期间，网上关于“上海错失了互联网机遇”的言论甚嚣尘上。李强十分关注，在他看来，网上议论恰恰是“人们对上海的关心和期盼”。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李强十分接地气，他自称是“老网民”。他说：“大家都在讨论上海有没有BAT，阿里巴巴全球也就只有一个，感叹这个不如去发现和培养成长性好的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让产业政策、人才政策更多关注这些优秀企业。”

　　这是李强一贯的务实作风。上海无需也不应该有过多不必要的纠结，当务之急是瞄准未来优势，精准发力。

　　近几年以来，妖魔化民营经济的言论时有发生，甚至颇有市场，企业家群体也成为众矢之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

　　在总理记者会上，他说，自己长期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有很多机会接触民营企业家、与他们交流学习，对他们发展中的一些期盼和遇到的一些困难比较了解。

　　李强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

　　而企业家精神不仅存在于企业中，政府同样需要企业家理念，敢闯敢试、敢于改革说的就是企业家理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为长期在地方工作，他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他说高手在民间，到基层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1995年前后，当李强在浙江任民政厅副厅长时，马斯克还在沃顿商学院求学，他是个狂热的新能源信徒，对电动汽车产品兴趣浓厚，甚至于写了篇论文，探讨如何用超级电容存储能源。

　　当年卖掉Paypal就足以让他成为亿万富翁，潇洒享受人生了。但他却进入了完全陌生的领域，处处碰壁，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是拯救人类”。

　　他的大学室友阿迪奥·雷西曾用“疯狂创业者”来形容他，只要他看好的，他会一直前进，直到达到目标。

　　大到一个国家的治理，小到企业的经营管理，就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面对逆境和困难时，李强总理说，中国人从来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倒。

　　他们那一代人，从小就听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故事，哪一个不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李强力挺“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四千精神是企业家群体的精神图腾。

　　作为CEO，马斯克最重要的特质或许是他克服逆境的能力，他最喜欢的是丘吉尔的名言：“如果你正在地狱穿行，那就继续前进。”

　　Model S投产时，马斯克在工厂车间里放了张办公桌，他解释说：“如果你在打仗，冲在前线比坐镇后方要好得多。坐镇后方的将军会打败仗。”

　　比如万钢，时任中国科技部部长，在美国硅谷，万钢第一次试驾了特斯拉刚刚推出的第一辆双门电动跑车，他痴迷于研究电动车，被西方誉为中国电动车之父。

　　比如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发布后，与马斯克会晤。在与前任总理李克强的会晤中，马斯克将特斯拉开到了紫光阁，甚至拿到了“中国绿卡”。在那里，他说：“我希望能把特斯拉上海工厂打造成全球范例。”“我非常热爱中国，愿意多到这里来。”这个想法已然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