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比左宗棠台湾近代化第一人

　　大清帝国江河日下，四海风起云涌之际，一位被历史严重低估的治世之才走到了时势的风口浪尖之上。他是林则徐的女婿，左宗棠以三顾茅庐之礼邀请他建设船政，他才答应出山相助。他用了七年的时间，将福建船政学堂打造成了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同时使我国拥有了独立建造军舰的能力。

　　这位在历史上声名不显的治世之才，名为沉葆桢。如果说魏源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沉葆桢就是将旧中国带向新世界的第一人。他不仅带领中国大陆走向近代化，还带领台湾走向近代化。

　　时人大多将福建船政学堂的功绩归功于左宗棠，然而他才是福建船政学堂真正的创办人。他创办的船政学堂培养了无数的人才，其中包括严复（启蒙思想家）、詹天佑（铁路专家）、陈季同（中国近代外交家）、魏瀚（中国近代造船之父）、陈兆翱（轮机专家）、林振峰（教育专家）、萨镇冰（近代海军统帅）、林泰曾（北洋水师左翼总兵）、刘步蟾（北洋水师右翼总兵）、邓世昌（致远号巡洋舰管带）、黄建勋（超勇号巡洋舰管带）、林永升（经远号巡洋舰管带）、邱宝仁（来远号巡洋舰管带）、叶祖珪（靖远号管带）、李和（平元舰管带）。

　　1871年12月，一艘琉球船只遭遇飓风，随后漂到了台湾，台湾的牡丹社人民将船上的五十四名日本人全部杀害，史称“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在此之前早已对台湾虎视眈眈，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出兵的理由，这场事件就此成为了日本进攻台湾的最佳借口。

　　1874年，准备充分的日本政府以“招谕酋长”为名，悍然进攻台湾。5月6日，日本第一艘兵船在台湾南部靠岸。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陆续又有三艘兵船抵达台湾，日本登岸的兵力自此达到两千多人。

　　5月14日，清廷得知了日本入侵台湾的消息。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的大臣们都有这样的意识，于是纷纷上奏收回台湾。5月29日，同治帝立刻下令，命沉葆桢为钦差，办理日本侵台事件。

　　6月14日，沉葆桢率领士兵乘坐三艘兵船开赴台湾。当他到达台湾之后，立刻展开布防。台湾的原驻兵力少，沉葆桢不得不从大陆调兵遣将。当时最精锐的洋枪部队武毅铭字军十三营被调往台湾进行防守，兵力在五千左右。

　　除此之外，沉葆桢到台湾各地组织民勇，建立地方武装力量。兵力部署完成之后，沉葆桢从天津调来洋炮，在安平、旗后、澎湖等开口修建炮台，以应对日本随时可能来犯的海军。

　　沉葆桢将军队集中驻扎在凤山、东港等地，对日军形成了包围之势。日寇面对几倍于己的清军，不敢冒然出战，只能等待局势的进一步变化。可是登台的日军等不到那一天了，此时正值夏秋换季，台湾南部瘟疫盛行，日军在瘟疫的肆虐之下，丧失了战斗力，死者不计其数。日军每隔几天，就会将病死的尸体用兵船载回日本。日本的《征台私记》对此记载道：“在台日军共二千五百人，实际能进食米者仅十五、六人而已，其余仅能进稀饭、米汤之类。”

　　日本政府得知情况后，不得不与清廷进行谈判。当时占据优势的清廷手中有谈判的筹码，奈何朝廷软弱，结果向日本赔银五十万两，日军才撤退。

　　日军撤退之后，清廷第一次意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下令让沿海的边疆大臣们筹办海防。其它大臣办海防的方式以外在防御为主，比如修建炮台、建造兵船等等。然而沉葆桢不同，他意识到发展才是最佳的防御方式。

　　沉葆桢曾给清廷上书道：“一面抚番，一面开山，以绝它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固未遑为经久之谋。”由此可见，开山抚民是沉葆桢建立台湾防御的根本所在。

　　沉葆桢带领部队，分成四路开山。一路打通从凤山到卑南的通路，总长一百七十五里。另一路打通从射藔到卑南的道路，总长二百十四里。第三路打通从彰化到璞石阁的通路，长度有二百六十五里。第四路打通从苏澳到奇莱的通道，长度有二百零五里。如此算下来，沉葆桢开山修路的总长度在八百五十九里左右。

　　这四条道路的建设需要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少数民族部落的阻扰，可谓困难重重。在修路期间，有二千余名官兵死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之下，受伤的官兵更是不计其数。少数民族部落一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圈子里，沉葆桢的修路行为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一种入侵活动。他们阻扰甚至攻击修路的官兵，沉葆桢只能想尽办法进行安抚。

　　沉葆桢用了短短的一年时间，建设好了四条道路，这是台湾开发史上的壮举。有了这些道路之后，犹如死水的台湾社会开始活络起来，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都在加强。

　　沉葆桢为了开化台湾的少数民族，鼓励大陆人民自由进入台湾。在此之前，台湾岛上虽然也有大陆人民，但他们都是集中生活在台湾的沿海地带。道路修好之后，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民进入台湾的中部，与少数民族相互来往，相互影响。在这样的影响之下，岛上的人们抛弃了民族间的隔阂，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一体。

　　沉葆桢为了加强对台湾的管理，向朝廷建议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因为台湾虽属于福建巡抚管辖，但是台湾的大小事务实际掌握在台湾镇、道官员们的手中。这群官员鱼肉百姓，而福建巡抚远在大陆，鞭长莫及。

　　朝廷根据沉葆桢的建议，命福建巡抚在每年冬春两季驻台，夏秋两季驻闽。这加强了朝廷对台湾的统治与管理，同时也整顿了台湾的吏治。

　　人民的统一意识构成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良好的政治环境提供了变革的土壤，而经济发展是近代化的推动力。台湾富有煤矿，但是规模小，销路窄，根本的原因在于煤税。当时外国煤进口的煤税在每吨税银五分左右，而台湾出口的煤税高达每吨税银六钱七分二厘。

　　这直接导致台湾煤缺乏竞争优势，根本不好卖，不好卖自然没人愿意开采煤矿。沉葆桢意识到这个情况之后，多次向朝廷上疏请求削减台湾的煤税。朝廷同意了沉葆桢的建议，台湾煤自此之后扩大经营，销路通畅。

　　除此之外，沉葆桢意识到大陆与台湾海峡隔绝，信息传播速度缓慢。于是沉葆桢在福建船政学堂开设了电报学堂，这是中国第一家电报学校。从电报学堂走出了140名毕业生，他们成为了中国近代信息业的奠基人。

　　1887年7月，一群电报学堂毕业生抵达台湾，建设海底电缆。一个多月后，一条长达117海里的跨海电报电缆铺设完成。这是我国第一条海底电缆，它成为了大陆和台湾的脐带。

　　沉葆桢却没等到海底电缆建成的那一天，他于1879年去世。在临终前，沉葆桢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购买铁甲船。他一直憧憬着一幅画面：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我国的铁甲船航行在中国海域之上，再也没有他国军舰胆敢驶入我国海域，再也没有他国势力胆敢染指台湾。

　　李鸿章曾这样称赞沉葆桢：“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为始基，其功更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申报》曾这样报道沉葆桢:“此一役也，中国可谓思患预防者矣。”

　　如果没有沉葆桢推开台湾近代化的大门，那么台湾的发展与繁荣无疑会成为一个问号。令人略感遗憾的是，这位台湾近代化第一人，或许已经被台湾人民所遗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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